文 / 孙琳琳
导语:“开始热爱画画的时候,我也不了解所谓的艺术家是什么样的,并不知道这是一个要牺牲自己一切的职业。”
7月,在准备接受采访的下午,岳敏君独自坐在工作室靠窗的沙发上看《南方周末》,他低着头,看得很仔细,仍然保持着对这个社会的深切关注。
窗外是他草木繁茂的院子,熟透的杏跌落一地。猫守在池塘边,猛地伸出肉爪捞起一条锦鲤。这里是他的领地,在这里,他的身心真正体会到不受约束的自由和放松。
“我作品中的形象太特殊了,所以大家都紧盯着这个形象来看。”岳敏君不紧不慢地说。
形象和观念的贯通从塞尚、梵高、毕加索的时代以来即是如此,岳敏君画的虽然是一个笑,但是每一张画在他看来都是独立的东西。
“不同的脸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异,真正天差地别的内容在心里。”
岳敏君作品
伟大的艺术家要生活在伟大的国度
岳敏君高估了自己作品的数量,“我以为有700多张,后来一数才300多张”。
他的生活状态有点散漫,一直很怕被截止日期所规定,如果答应了做一个个展,那日期就会对他构成压力。“在展览举办之前和之后我都很难受,觉得很不遂我的愿。我还是希望能先把画画出来,然后再看能在什么地方展览。”
谈到作品中的大笑形象,岳敏君说:“我还没有换的兴趣,因为还没有找到能够否定现在创作方式的想法。不是我一个人,所有人几乎还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在创作,到现在我没有看到一个人他画的画是有颠覆性的改变的。”
西方人也好,中国人也好,转换的大多只是表面视觉的改变。“我也画了一些其他的系列,我一开始以为可能会有一些本质的改变,但是后来我发现前后的作品之间还是有很深的联系,并没有在观念上有一种真正的变化。”
艺术家思考的不是技术问题,也不是简单的观念问题,而是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。“艺术有时承载了一个技术的时代,有时承载了一个精神的时代。人类发展的过程当中,每个阶段的状态是不一样的,人们对艺术的理解也会不一样。”这些不一样造就了那个时期艺术的特点,所以人们不可能老是停留在古典主义的光晕中,而是要走向毕加索和杜尚。
岳敏君作品
岳敏君画里自嘲的笑是由中国社会的状况决定的,“我们总是被众多的东西所束缚,我嘲笑它,颠覆它,或者批判它,无非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人们知道,我们要用更开放的方式来创造新的东西,而不是逡巡不前”。
一种对艺术的新的体悟和创造的发生,不是某一个艺术家的功课,而是整个社会滚滚向前的潮流带动的,这不是一个人的事,是整个社会的共谋。
人类社会走到今天,并没有找到相对完美的形态。这才给中国这种不甘落后的国家希望。“在他们的国家里,确实缔造过伟大的艺术家,杜尚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他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观看方式。”
“哪一种社会能培养出或者滋生出这种艺术家,这个社会才可能是健康的。”岳敏君笑道,“在没有真正伟大的艺术家的时候,我就属于艺术家。”
他半开玩笑地说:“未来,我就是伟大的二流国家里的伟大艺术家。这对人类来说有什么意义吗?没有意义。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需要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国度里,这不是一个人的事。”
岳敏君作品
理想生活与创作出路
艺术家可能说不清什么是他们的理想生活,但是被管束对他们来说肯定是最难受的事。“我生活在没人能管我的状态下,没有太多计划性,差不多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思考我感兴趣的东西,都用来画画,我觉得现在的状况不错。”
如果能再来一次,岳敏君希望年轻的时候能够更加狂野一些。当时他没有选择那样的生活状态,现在很强烈地感觉到再也不可能经历那些疯狂的事了。“如果那个时候更疯狂、更自我、更不管不顾,可能是更好的状态。但是我选择了相对四平八稳的感觉。”
他很难被刺激,似乎对什么都习以为常。“有的人可能会陷在某种痛苦里不能自拔,但是我比较容易摆脱这类情绪,或者说,我是一开始就避免让自己陷入痛苦之中。”
这种冷冷的态度,经常会带来误解。如果有人错认了他,他也不纠正。外界评价对他来说并不重要,他最渴望的,还是在交往中被强烈地激发,渴望有人能为他打开一扇观看世界的新窗。
岳敏君作品
岳敏君感到自己被囚禁在这个时代的失语状态中。“这是人类走到现在的一个困境,过去人类走到这样的时候往往会有一场灾难或者战争。痛苦也许会重新缔造一个新的东西,但是现在大家都看不到有那样一个未来。”
整个艺术领域都让他有一种失望感,所有人都没有找到真正的创作出路。“目前来看,任何一个人得金狮奖也没有问题,无非是作品够不够大,或者视觉上够不够吸引,现在已经很简单了,就是技术的问题。”
如今,巨大的工作室几乎成为当代艺术家的标准配置,艺术家都在创作大画,这正是生活在一个渴望“大国崛起”的国家的国民的心态。
“在历史过程当中,可能只有这个时间艺术家能享用这么大的工作室。未来所有东西都走入市场,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逻辑来运转的时候,我想艺术家不可能有空间画什么大画,能有一个蜗居的地方就很好了。”
岳敏君作品:《公主》 1997年作
道德不是评判艺术家的重要准则
每年有那么多人参加艺考,只有少数人有那种幸运可以成为职业的艺术家,更少数的人可以成为获得认可的成功艺术家。回忆自己的道路,岳敏君说:“开始热爱画画的时候,我也不了解所谓的艺术家是什么样的。并不知道这是一个要牺牲自己一切的职业。在这个世界上,这些所谓的家,都是要付出自己的一生。”
关键在于,成为艺术家不是这个社会中所有人要走的路,而只是个别人要走的路。
但是,想做艺术家的心态是很无可厚非的,谁都可以考艺术学院,幻想最后能成为艺术家,成为毕加索式的人物,然后有很多钱。物质上的目标并不是罪过。“也许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变得崇高了呢?这是很有可能的。”岳敏君说。
然而一个众人眼中的成功艺术家,他应该总是能够很精准地把艺术从物质中剥离出来,金钱和他的创作是没有什么特别直接的联系的。“也许就在不断挥霍才能激发他,或者他总感觉到钱不够用,要拼命挣钱才能激发他,很难一概而论。”
2011年故去的英国画家卢西安•弗洛伊德既是一个好赌又好色的人,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艺术上的杰出。“中国人谈问题总是把道德的因素放在里面,这会蒙蔽我们的眼睛。”
道德不是评判一个艺术家的重要准则,重要的是他创造出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“把钱弄得很道德化,大家都挺舒服的,这个当然好。但是艺术家始终是特殊的,是人类思想和各个方面的实验品。他们可能更勇敢,更愿意去冒险,更具有打破常规的思维。他们其实也挺可悲的,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。
艺术圈承载了越来越多的交易和利益,岳敏君看得很开。“资本对艺术的追逐从表面上看是金钱因素造成的,但是从心理上来说,他们对文化多么渴望。投资者为什么不去买西方人更大的东西?还更值钱,因为他们有一种急躁,盼望他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和国度创造出新的文化。”
越趋近于成功,岳敏君身边的朋友就越多。“朋友之间一定要有利益发生,能处理好这种利益关系才叫朋友。”他的朋友都是松散型的,“我不能轻易答应别人的请求,因为我不能答应完了之后又不履行。湖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讲究哥们义气,不太随意,就怕耽误人家。”
《醉人春光》 1995年作
做东西方之间的人
当代艺术家的一个共性是,很多人都觉得到国外生活的经历,哪怕只有半年,对创作的影响都特别大。1995年和1998年,岳敏君分别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,最长3个月,但那时他并不能读懂外国人的一举一动,“你也不知道背后隐含的是什么东西,只能从自己的文化背景来判断,不了解他们”。
他出国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有强烈背景的艺术家,在异国立刻感受了不同背景之间的冲撞。“我很少带画册回来,也没有系统地去看博物馆。我那时候有一种感觉,自己确实是来自一个不同状态的人,我有很多的已经形成的因素,有的时候会感觉对西方的拒绝。”
从艺术角度来说,岳敏君觉得自己很了解西方,包括传统绘画和当代艺术,但他对表面的东西不是很感兴趣。东西方之间的隔阂和冲突才让他觉得有意思。
“比如我在商店里买东西或者搭乘公共汽车受到了不好的待遇,我会觉得这个国家的人是对我们有偏见的。但是我回到国内以后,发现在国内受到的待遇更加糟糕。”
这种感受上的差别,是因为中国人总是从我自己的教育和文化背景去想问题。“我们的教育给我们的这样的认识,告诉我们外国人会歧视中国人,所以一出去就会变成这样一个心理状态。”
接人待物的方式也好,生活情调也好,越来越多中国人追求洋气,并从这种洋气里找到好的感觉,因此才会有达芬奇家居这类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货色畅销中国。在很多状况下,中国人对西方的名牌有着狂热的喜爱。“我们总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东方文化中,或者西方人总把我们定位在东方文化中,就不免会做出这样的认识。”
岳敏君说:“我倒是觉得中国人应该把自己定位为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一种人。中国人还是有抱负的,这种抱负也是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化。”这种调和的心理状态,使岳敏君很早就不再为了东西方的文化冲突而纠结,从内心来说,他是平和的,无所谓东方西方,而是很自如地去处理碰撞带来的技术问题。
“所有的人,艺术家也好,政治家也好,都应该是这样的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所谓文化的纠结。”
来源:《新周刊》2011《新梦》画册